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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问题:中国社会分层状况以及趋势。

归档日期:06-26       文本归类:分层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答案令本人满意,再加50分~,敬请有研究社会学经验的人士回答。其他网友如果有好的资料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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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遍的看法中产阶级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形成,虽然这个观点仍存在争议。但社会的中间阶层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并能称之为阶级,的确是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扩张而出现。顺着历史的主线探索,中产阶级在中国的萌芽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的清朝晚期,伴随资本主义在晚清封建社会的萌芽、外国势力与新文化思想的引入、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变,即中国现代化的启动而浮现。以下三方面因素对中国早期中产阶级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是19世纪六十年代的洋务运动和1898年的戊戌维新。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从封建社会缓慢走到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化社会。从地主阶级洋务派中脱离出来一部分人,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形成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到19世纪末,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清政府放宽民间办厂的限制,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初步发展,维新思想也有了进一步发展。满清政府在面临一系列内外压力下,因光绪皇帝的支持,由梁启超、谭治酮等资产阶级维新派发起的资产阶级政治改良运动。主张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以挽救民族危机,使国家臻于富强。洋务运动与戊戌维新对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中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培育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是外国势力进入与新文化思潮的形成。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开放门户,西方经济、文化、宗教势力进入,中国社会开始出现外资雇员。1845年,外国在华的第一家修造船舶的工厂——广州柯拜船坞成立;同年第一家外资银行——丽如银行在广州设立分行;到20世纪30年代,外国资本控制的企业,占有中国生铁产量的95%,机械采煤、发电、棉布、卷烟均在50%以上;而金融业外国银行的总资本,包括总行在国外与设在中国境内的,则相当于中国银行总资本的3.3倍。

  在外国经济势力入侵的同时,文化、宗教入侵也在进行。一部分外国哲学、文化、科学技术作品也陆续被翻译引进到中国,并慢慢地从学术圈向社会扩散。对中国现代文化和新文化思潮的形成有很大的启蒙作用,并催生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这些都有力的促进了中国现代教育、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国开始出现教授、编辑、作家、自由撰稿人、翻译、律师等新兴职业。

  三是工业化的萌芽与新兴产业的出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被培育。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通商口岸的增设、内河轮运的扩大、铁路的兴建、新式工业的兴起以及出口贸易的增长,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中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全国新式工厂已达3100余家,产值占整个手工业的25%,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比重10%左右。同时,伴随着农产品商品化和商业性农业的扩大,封建经济与商品经济联系的加强、农民两极分化的加剧和富农经济的增长。20世纪,全国富农户数约占全国总农户的6%。

  早期中国中产阶级的基本构成◎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杂业主、富农(农村)

  ◎官僚资产阶级---大地主◎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无业者与游民

  人们对‘文化’、‘消费文化’的理解一直存在许多分歧。在这里,笔者选择了一种能在许多学者研究论述中发现的看法。消费文化是引导和约束消费者消费行为与偏好的文化规范。人们的消费举止主要受他们的文化影响。它通过人们的消费行为体现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二是社会群体关系。第一种含义中,消费作为一种个人的需求和选择,直接体现消费者的个性特征;第二种含义则意味着消费并不仅仅是个体的行为,它已成为身份辩析和社会群体认同的方式。有关这些论述,可以从不同角度在消费与文化研究学者们的论述中发现。

  “文化举止研究学者们颇为一致的看法是,文化创造行为举止的规范,因此,在文化与消费举止方面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现实联系。(汉姆特.斯威特;迪安娜.祖拉第;1998,第6-7页)

  “文化是我们日常生活的物质状况,是我们所穿、所听、所看、所吃,文化就是我们怎样看待我们自己与别人的关系”(魏立思;1977,第184-85页)。

  “消费文化指出商品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消费文化诚如它一贯的承诺,能更明显地养成人们的个性与他人的差异”(费瑟斯通;1991,第87页)。

  “消费是一种积极的关系方式(不仅于物,而且于集体与世界),是一种系统的行为和总体反应的方式。我们整个文化体系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鲍得里亚;1998,序言)。

  道格拉斯和伊斯伍德认为,任何对物品的选择本身,都是文化的结果,也就造就了文化。人们透过消费与其他消费者沟通,而这些文化消费的行为累积起来就构成了文化的创制。这个系统根本的基础与意义来源,以及消费文化所要真正传达的,乃是一个潜藏的认知秩序(1996,第52-68页)。

  对布迪厄来说,在商品文化中的品位是一种阶级标志。(费瑟斯通;1991:第88页);布迪厄的研究指出‘文化消费同时还生产、维系与再生产了社会的区分和差异’(史都瑞;2001,第59页)。

  不少学者认为,消费文化是伴随消费社会而出现的文化现象。当鲍得里亚创建性地提出消费社会的概念,文化与经济的结合就开始从生产领域转向消费领域,消费文化亦引起人们的热情关注。“消费文化,顾名思义,即指消费社会的文化。它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认为大众运动伴随着符号生产、日常体验和实践活动的重新组织。”(费瑟斯通,1991,第113页)

  在此笔者想提出争议的是,消费文化‘指出商品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并使‘商品作为一种中心元素去解释我们的社会’(费瑟斯通: 1991,第1998页),重构人们的消费行为准则,大规模的商品消费是其必要的基础。但是作为一种经济行为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作为引导与约束消费行为的文化规范和价值取向,即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关系,它应该是自从有了商品交易行为和社会群体以后便开始逐步形成,如同商业文化一样。由此,中国早期中产阶级亦有其消费文化的萌芽。

  传统的中国社会就文化发展与消费模式看,两大因素对其消费文化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是从文化的根基看,中国传统的消费文化很大程度上受着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的核心“仁、义、礼、智、信”在中国传统消费文化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弹性、中庸、重视人际关系与礼仪、信誉、义气与信任关系高于契约,尊重历史沿革规则等是儒家商业文化的特征。

  二是从形成的环境看,中国长期以来是处在短缺经济状态下,节俭实用的思想与勤俭的生活方式一直是中国社会消费文化的主流,消费需要与欲望长期处于压抑状态。这其中当然也与世界所有国家一样,存在统治阶级的奢侈消费模式,但毕竟是社会群体中的一小部分,并不构成社会消费文化的主流。

  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上半叶,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仍是当时主要的经济特征。从整个社会的消费模式看,传统的节俭实用、满足生存基本需要的消费模式仍为主流。但伴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外来文化的影响,一些与中国传统消费方式和文化有很大差异的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也开始在当时的中上阶层出现。

  如留声机、自鸣钟、电影、霓虹灯、火车、电报、机动车等新技术产品的出现,商业与娱乐方式的变化;广告和时尚杂志的出现,从时间、空间、感官、概念上开始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电影院、歌舞厅、咖啡厅等消费场所开始在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大的沿海城市出现,有一定经济能力又追求新鲜感的人开始通过这些与传统中国消费模式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展现自己的生活品位。如民国时期,上海、广州、青岛等地中上阶层建造的深受西方建筑风格影响的花园别墅;一批面向知识人群的报刊杂志书籍的流行;城市中产人群开始以看电影、喝咖啡、品尝西餐、穿西装、举行西式婚礼、舞会等形式展开社交活动,并形成不同群体的社交场域。30年代的日历上所出现的身着传统旗袍玩高尔夫的时髦女性图片(Karl.Genth;1966)。三、四十年代中国的大中城市已形成一定的消费水平和规模,文化消费、休闲消费方式在当时社会中上层开始流行。

  在中国中产阶级萌生的早期阶段,中产阶层的数量有限,严格意义上尚不能称之为阶级,或者称中产阶层更为准确些。这一阶层的消费方式与文化尚在培育形成阶段,处于传统的中国消费文化为主体,现代文化和外来文化刚刚侵入并缓慢互相作用的过程。是中国首先接触和接受现代文化与外来文化的阶层,在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下,这一阶层产生反‘传统’的倾向,乐意采纳现代和西方消费方式以显示‘新潮’,迎合中国当时的变革背景。严格意义上分析早期中产阶级还未形成阶层文化特征,但在城市、尤其是一些大中城市这一阶层的文化开始形成一定的影响。

  然而,随着中国政局的变化,1949年以后,尚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中产阶级与其消费文化很快夭折。

  1949-1978是一个以平均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去阶层化”阶段,在这一段时期,中国的阶级分隔在财产、职业、教育等方面的含义上是比较模糊的,在政治含义上则相当清晰,明显的区分为无产阶级与(已被打倒的)资产阶级。因此,严格意义上说,在这一段时期中国是处于一种无阶级社会状态,许多学者将其称为‘去阶层化’阶段。

  中国的基本纲领是消灭剥削与压迫,建立一个平等的无阶级社会。因此,取得中国大陆的领导权后,采取了一系列的运动与措施来实现建立一个平等的无阶级社会的目标,使得剥削阶级、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等作为一个阶级均已不复存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阶层的基本结构是:工人、农民、干部(包括知识分子)与军人。

  社会经济制度取向是计划经济,政府是社会资源的主要配给者。生活必需品通过政府发放票证实行定量配给,整个社会基本是处于一种商品供给不足的短缺经济状态。经济制度的所有制形式取向是国有(公有)和集体所有制,私有经济基本不复存在。

  从社会制度结构看,中国实行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身份制度,这一制度通过职业与单位、农村与城市的不同分野地界定了社会成员身份。由于户籍、单位制度的限制,社会处于低流动的高封闭状态,社会成员身份的改变亦相当困难。主要的变更渠道是参军(并在一定年限后取得了干部身份)、招工和进入大学(当时的大学基本属于精英教育,能够进入的人十分有限)。

  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分层状况,从阶级等级的角度看,主要的界定是人们的政治身份,两大分野:无产阶级(包括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作为联盟的农民和其他身份的社会阶层);资产阶级(被打倒的地主、资本家、军阀等,统称:地、富、反、坏、右),但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亡。

  从财产与收入结构看,中国当时的收入差异较小,私有财产被排弃,除薪水外,基本没有其他来源,大多数人处于‘平均人’的消费状态(卢汉龙;2000,10),因此经济分层差异不大。

  综合因素看当时中国的社会分层状况:位于上层的是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按照当时的划分标准,是行政级别在13级以上,等最高层领导人是3级)。这一阶层基本属于当时中国社会的特权阶层,能够享有较好的住房、电话、交通工具、医疗保健、疗养、公务旅游等消费生活服务。但自主消费能力和消费的空间很小。

  中间阶层的构成主要是党政军中层领导干部(行政级别14-22级);知识分子;企业领导人;高级技工等。中间阶层的工资月收入大约是在56元—180元之间。

  下层阶层的构成主要是普通工人;农民、不同行业的低层职员等,是中国社会占比重最大的主要阶层。

  而位于社会底层是剥削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敌人,称为地、富、反、坏、右的坏分子组合;无业游民等。

  整个中国社会收入的相对微薄导致绝大多数人(包括中层和一部分子女多、家庭负担重的上层)消费支出主要用于生活必需品,一种维持生存需要的基本消费模式。社会收入的平均化也导致整个社会消费平均化,卢汉龙的研究中曾指出的‘大众化’的消费模式与消费平均主义:绝大多数居民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饭菜,平时一样挤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上班,周日一样的呆在家里洗衣服或走亲戚。(2000,第13页)

  供给严重不足的短缺经济导致市场选择的缺乏、消费空间的狭窄与单调。公共娱乐匮缺,旅游、住宅电话、私人汽车都是与职务相联系的高级奢侈消费,电影院、公园和简陋的饭店是人们主要的休闲场所。即使是当时社会的相对富裕阶层(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高级知识分子等)能够消费的产品十分有限。

  20世纪70年代,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作为家庭主要大件耐用消费品显示着人们的消费水平和消费分层,按照当时中国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看,购买一个‘大件’需要全家好几年的积蓄。因此能够首先拥有这些耐用消费品的往往是收入或社会地位在中等以上的‘阶层’。而住房、电话、汽车等‘奢侈’消费品的拥有也是当时社会分层的主要标志。然而,这一类的‘奢侈’消费产品基本都未进入消费市场,作为国家分配与控制品主要与这类消费者的政治地位和行政级别直接联系起来。

  在这一特殊时期,中国并不存在真正意义的中产阶级,社会中间阶层主要是政治地位与职业和行政职别的分类群体。在消费欲望与需求受到很大约束的短缺经济状态下,社会的中间阶层除了生活消费稍微宽余以外,其消费行为与品位与大众并无区别,基本上也没有形成特别的消费观念。用社会学家提出的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政治资本与文化资本通过消费行为实现积累并取得社会地位提升的观点看(布迪厄等),能与消费行为有所联系的只是政治资本和一定限度的社会资本,经济、文化资本与消费行为的联系相当微弱。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政策,中产阶级得以在中国重新成长并迅速发展。从回顾的角度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目标:一是逐步接纳采用市场经济制度,并逐步接纳财产的私有化;二是使中国经济逐步纳入全球化的轨道。这一政策取向使原有的国家垄断与配置资源的制度发生变化,多元的资源配置体系导致资产拥有者发生变化,新的社会阶层不断形成,直接促进了中产阶级的培育。在政策、经济、社会、文化多种因素的合力推动下,中国的社会结构出现了巨大的变迁,社会分层越来越明显。同时,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物质生活的丰富,社会财富与个人财富的不断积累,人们的消费广度与自由度急剧扩大。正如戴慧思等所言,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消费革命(2003,第7页)。伴随着市场化与消费的迅速膨胀,消费社会的特征在中国逐步显现,在社会的大变动中,新的消费文化在中国社会也正经历一个重构的过程。

  从1978年到现在,26年的时间中国社会结构处于大的动荡和调整阶段,社会阶层迅速分化,作为社会中间阶层的中产阶级被培育并日益壮大。依笔者所见,中国中产阶级的形成过程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78年至1992年旧中间阶层/新富阶层(这一阶段衍生的中间阶层是否能称为中产阶级仍存在很大的争议。若从社会学分层角度,即经济、教育、文化综合因素考虑,其中相当大一部分人不能列入中产阶级框架。但若从经济学分层意义看,即收入与消费角度考量,他们又是现代中国最早进入中间阶层的群体)。二是1993年以来至今形成的新中间阶层,是比较符合中产阶级基本定义的社会群体。这样的划分,一方面切合本文的特点,从历史的主线探索中国中产阶级及其消费文化的发展轨迹,构成中国中产阶级消费文化的纵向沿革体系;另一方面,新富阶层作为现代中国中产阶级形成阶段的特殊产物,是不应该被忽略或全面否定的群体。

  1978年开始中央政府政策逐步转变,尤其是所有制的改革,使中国的个体、私营经济在消亡了近30年后再度复苏。从政策变动轨迹看: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解禁农村工商业;1979年2月,国务院批转第一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1982年,个体经济首次进入宪法;1988年,私营经济的提法首次出现在宪法。政策的变动直接促进了个体-私营经济在中国的发展。由于当时个体户的名称并不好听,所以能在国营、集体单位发展的人不会选择这一行业。大批返城知青,城市闲散人员、包括一些劳动教养、刑满释放人员等未能在国有、集体企业谋到职位的人员和在原有在国营、集体企事业单位离退职人员、乡镇农民等构成了个体、私营主流。

  同时,调整了收入分配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希望以此打破大锅饭的平均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一观点在当时深刻触动人们对财富的重新认识。刚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中国,税收、行业经营与管理都存在很多制度上的漏洞。使得经营制度弹性、最早实现资源与市场相结合的人从税收和其他政策中享受了不少好处,甚至是政策间隙与漏洞,迅速实现了资本的积累成为新富阶层。从1978年到1992年,处于经济发展上升阶段的中国衍生了大量的新富阶层。

  ◎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主、◎拥有一定权利的干部◎部分国有(集体)企业老总◎某些特殊行业的职员、经纪人、各类明星◎靠非正当生意起家的‘暴发户’

  一是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主。是‘新富’阶层所占比重最大的群体。这部分人在原来的社会结构中大多处于底层,属于社会外缘与边缘层的体力劳动者群体(体力经济精英)。他们因最早与市场相结合,从而在市场体系下获得明显的经济利益。这部分人普遍缺乏良好的教育背景,家庭背景。以从事体力劳动为主。这一类型的新富,其财富的积累有两种状况:一种是靠勤奋、节俭起家,并较好的把握政策与市场的机遇,由小至大逐步实现财富积累。如被福布斯列为中国首富的刘氏兄弟就是靠养鸡起家。另一种是依赖法律与政策的不完善,在法律盲点或不合法的渠道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实现财富敛聚。

  二是有一定权利的干部和国有(集体)企业领导,某些特殊行业的职员,各类经纪人、各类明星。大约应占‘新富’阶层比重的20%--25%左右。这部分人的财富积累比较复杂。1993年以前,中国干部(包括国有、集体企业老总们)的薪水差距还是很小。按照正常的收入看,他们的消费水平只能略高于比一般民众,但远够不上新富阶层(当时社会对新富的评价标准是80年代前、中期的万元户,末期的10万元户;90年代上半期的百万元户)。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中央政府尝试了多种资源控制模式,这样分权—控权的不断转换使握有一定实权的政府官员与企业领导人,某些特殊管理部门的职员,如工商、财政、税务、海关可以实现权力、资源与钱财的交换,透过‘寻租行为’聚敛财富。同样,一些身在短缺资源行业的职员也能利用其行业的‘强式地位’实现资源与金钱的交换,迅速暴富。

  三是靠非正当生意起家的‘暴发户’。中国的市场经济转型是处于探索阶段,由于至创建以来一直未采用过市场模式(延安时代直到解放初期的供给制;统一政权后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因此制度构建、管理、法律与税收制度的均处于薄弱混乱状态。这就使得许多人可以钻政策与法律的漏洞,通过走私、诈骗、毒品交易、盗版、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等获取高额非正当利润。这种现象至今也还存在,在高额利润诱惑下,总有人不惜代价的冒险,只是今天中国政府不断加大打击力度并在逐步完善制度构建,通过这种方式实现暴富的机会已不那么容易。

  早期的新富阶层大都没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属于文化资本贫乏的群体。由于自身与社会的多种综合因素,他们的财富来源与社会地位基本不被社会认可,用韦伯的‘收入、权利、声望’三位一体的社会分层理论来考量,新富阶层的财富、权利与声望处于脱节状态。中国的民众与学者们比较普遍的看法是‘新富’阶层不能称为中产阶级,认为这些人的财富根基大多不是来源于正当渠道,可能会因为制度与法律的完善而失去中产的地位与财富。新富阶层的后两类可以说是属于这种状况。而第一类群体则与19世纪西方国家由小店主、小商人、小企业主为主体构成旧中产阶级的情况比较类似。只是中国20多年的迅速发展将多种社会发展形态与阶段集中和浓缩在这一特定的发展时期,制度构建又远跟不上社会发展进程的需要,从而使得资本原始积累的不合法与灰色特征更加明显。

  因此,人们的这种心理一部分是基于新富阶层中某些群体的财富积累过程的不合理;另一方面也与中国数千年的财富积累大都是在特权与奸诈的基础上形成,加上财富平均化时期对‘富’的不断打压。使人们对富裕的方式普遍有一种定势的认同有关。

  1993年以来,是中国中产阶级真正形成与迅速发展的阶段。由于中产阶级在中国的发展与的政策密切关联,并只能在市场经济的制度下成长。而中国14大所确立的社会经济发展框架,是中国全面进入市场经济的重要标志。它可以说客观上为中产阶级在中国的成长扫除了障碍。

  1989-1991年,在政治环境、政策等一系列因素影响下,中国经济、包括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进入低谷。

  1992年,南巡,提出了‘发展就是硬道理’的主张。同年10月,第14次代表大会全面确立市场经济框架,并将中国所有制形式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单一形式修订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混合形式。私有产权在政治上得到认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第二轮高潮。

  1993年以后,中国加大了引进外资企业、技术的力度,大批跨国公司和国际资本进入。使得就业群体中在外资企业服务的‘白领’职员迅速递增。

  在政策的鼓励下,大批拥有技术资源、管理资源和社会资源的高学历者纷纷下海经商,同时大批国有、集体企业在拍卖、租赁过程中转变为私营企业。个体—私营企业主的构成不再是社会边缘群体,群体形象与素质不断改善。全国的私营企业主总人数从1989年的21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395万人。

  中央政府数次大幅度提高政府公务员和国有企事业机构人员(包括研究院与高校)的工资收入,使这一阶层有条件跨入中等收入阶层。

  在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服务产业的比重不断提升,消费服务不断改善,新兴行业与新职业人规模不断扩大。

  一是白领阶层。包括经理;外资企业白领雇员;国有和其他形式企业的中下层管理人员;特殊垄断行业(金融保险、电信等)的中下层管理人员和雇员。

  二是中、小规模企业的商业精英阶层(企业家)。是经济资本相对雄厚的群体。包括中、小型私营企业主;国有、合资等企业的承包经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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